在今天香港愛國話題鬧得沸沸揚揚之際，我想以親身經歷説説内地的愛國教育是怎麽進行的。在下的小學直到初中二年級都在内地度過，直到初三才移居香港繼續升學，但那畢竟是二十多年前的經歷，如今内地的愛國教育推行辦法有什麽變化呢？我也不清楚，但絕不會像今日香港如此步步緊逼，如此心急推行。
在内地讀小學，一年級起得加入少年先鋒隊，少先隊規定學生在校内必須佩戴紅領巾，在升旗前需要面向國旗肅立，右手高舉過頭敬禮，唱國歌是少不了的。少年先鋒隊設值日生，除了學校出入都佩戴紅領巾外，肩膀都挂著繡上值日生的紅挂條，遠遠看到就知道自己是該收斂的時候了，因爲值日生就是個監督者，會將你所作的不好行爲都上報老師，要是你哪天犯了什麽行爲問題，你的懲罰除了打掌心、扭耳朵、捏肚皮，還有擧凳站走廊、挂著小黑板游街，前面的體罰還好，畢竟痛過就完事，後面挂小黑板游街可是極盡羞辱的，但你所犯的是什麽滔天大罪？很可能只是兩個學生在操場上扭打被抓，再嚴重一點就是跟老師言語上有些衝撞，你就得挂小黑板，上面寫上所有罪名，在同一層游一轉，讓大家恥笑一番。因爲害怕被羞辱恥笑，所以大夥都對這些少年值日生敬而遠之，當然若他們自己行爲不好，卻很少遭舉報，大夥但求平安過渡，有些則敢怒不敢言，害怕被報復。
階級觀念根深蒂固後，小學課本的内容也不閑著，細數自己以前讀過的那些課文人物，先有國家“兩彈一勛”的原子彈之父鄧稼先，説明祖國偉大，軍事力量先進，可以跟西方列强匹敵了，你看美國有“小男孩”投到小日本的長崎廣島，我國也有原子彈試爆成功。再來是“中國鐵路之父”詹天佑，從他的小事跡說他有多愛國，文中有片段說他在外國行走，胸前都插著個名牌，上面寫著我是中國人的字樣，又説他對外國鐵路的貢獻，甚至在自己國家，完成了外國鐵路專家搔爆頭也完成不了的操作——打通京張鐵路。
抗日戰爭時期的課文也少不得，像《狼牙山五壯士》，講述狼牙山五壯士如何奮戰到底，在高呼共產黨萬歲後跳崖殉國。《邱少雲》裏邱戰士埋伏在乾草裏爲了不讓日軍察覺，被日軍投擲燃燒彈活活燒死。還有《學習雷鋒》、《董存瑞炸堡壘》、《地道戰》等諸如此類的愛國抗戰課文，確實展示當年抗日戰爭的震撼，國家如何用鮮血換來今日的和平，乃至每逢到建軍節或建黨節國慶，内心對國家都心存感激。
有課文這還不止，直到初中，這些文章内容更有黑白戰爭電影作輔助，學生需要拿著自己的小板凳，到操場上排列，就在如此空曠的操場播放黑白電影，實話實説，那時候覺得有影片看比起讀書本有趣多了，看到飛機大炮、槍林彈雨、不吝嗇的血肉殘肢橫飛的片段，還挺刺激的。
最大的問題還遠遠未到香港，而是邪教組織
記得當年大陸還不怎麽關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問題，畢竟我來港之前，正值香港回歸的蜜月期，國家還對中英聯合聲明客客氣氣。大陸更加關注的，反而是宗教問題，並不是基督教十架旁需加上習主席畫像、也不是天主教更換哪位教宗，而是法輪功。那大概是法輪功創辦者李洪志最麻煩的時期，他的法輪功教徒居然在天安門前自焚，消息頓時得到廣泛傳播。大家都認爲這個邪教委實害人不淺。於是校内不久就有了展覽，述説法輪功怎樣殘害中國老百姓，那個標語橫額，那些圖片，倒是跟香港2019年前在各區看到的法輪功橫額有些類似。
中共挂法輪功教宗李洪志如何煽動人們加入邪教，說他們不吃不喝，有病不看醫生，光靠修煉法輪大法及吸風飲露自我修復，多少眼眶顴骨深陷、骨瘦如柴的人沒日沒夜地修煉，直至最後升天。法輪功在香港則宣傳中共迫害法輪功教衆的橫額圖片也不見少，什麽活摘教眾器官，也極盡嚇人。更可笑是，法輪功幕後撐腰的《大紀元》免費報紙，十分在意共產黨的每日離黨人數，乍看這些數字相當嚇人，每日有千多人離黨，而且數字每日增加，纍計多達數十萬，無從稽考數字是哪裏來的，難道共產黨員要離開，此等不利數字會到處流傳大聲宣揚嗎？
回過來看看香港，在小學推行愛國教育，你到底要小學生愛一個怎樣的國家？你可以説二十年前的愛國教育，就是用愛國人士的事跡、抗戰文章電影，大量的文化灌輸，讓學生潛而默化成爲愛國者，那時小學生乃至中學生，知道愛國原來還有晉升階梯，原來少先隊再晉升有機會加入共青團，共青團是什麽概念？那是加入共產黨的踏脚石，將來加官晉爵，前途無限。
香港這邊的愛國教育，從反國民教育之後，慢慢滲透認識國旗國徽唱國歌等表面資訊，然而政府自從修例風波後是否變得操之過急呢？通過修改法律加入框架，怕人們不愛國。跟小學生說愛國之必要，但沒有相關文化知識的導入，反而跟學生說不愛國就有什麽壞的後果，恫嚇多於誘導，還讓人們彼此測試對方的愛國忠誠度，搞得人人自危。特設國安日，讓小學生認識國家安全，小學生參觀警察學院開放日，小學生學足防暴警察一樣拿衝鋒槍指著暴徒（同伴）？自以爲可以消除小學生對警察的負面印象，誰知這是否加深小學生凡事以暴力解決的認知？相較之下，二十年前的大陸愛國教育對比今時今日的香港愛國教育，實屬文明與野蠻的較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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