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 新政与余震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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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临时总理巴扎尔甘正为另一件事焦头烂额。2月14日上午，一群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突然冲进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，占领建筑并扣押了上百名使馆人员。他们自称是“伊朗人民游击队”，要求美国引渡逃亡的前国王回国受审。消息传来，举国哗然。巴扎尔甘大为震怒，这种未经政府同意的行动无异于打他的脸，何况革命刚刚胜利，国家百废待兴，急需稳定国际关系。
巴扎尔甘立刻联系革命委员会请求支援。霍梅尼也认定此举目前不合时宜，便同意由革命卫队出面平息事件。当天中午，大批革命卫队包围了被占领的美国使馆。经过一番紧张谈判，武装分子最终在革命当局的命令下缴械撤离，人质安然获释。
约翰·威尔逊作为使馆幸存者之一，亲历了这惊魂的数小时。当革命卫队将他和同事们护送出大使馆大门时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还能重见天日。下午，他随美国大使卢瑟前往总理官邸拜会了巴扎尔甘总理，对方连声道歉，保证将加强保护各国外交机构。
离开总理官邸时，约翰回头望了一眼忙碌而忧心忡忡的巴扎尔甘。他隐约预感，这位儒雅的工程师出身的总理恐怕难以在激进潮流中站稳脚跟。果然，几天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巴扎尔甘无奈地公开声明：“任何私人团体占领大使馆的行为都是非法的，政府将严惩不贷。”然而，他的话在革命群众中反响平平，不少激进组织开始称他为“美国的仆人”。约翰明白，这次事件虽暂时平息，但埋下的种子日后很可能再次发芽。
革命后的新伊朗在继续震荡中前行。3月下旬，全国举行了关于建立“伊斯兰共和国”的全民公投。在霍梅尼的号召和绝对威望下，结果毫无悬念：98%以上的投票者支持废除君主制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。4月1日，霍梅尼庄严宣布：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！”欢庆的游行再次充满街头，人们把这一天称为“伊斯兰共和国日”。
哈桑站在人群中，和同伴一起高呼口号，为诞生的新政权欢欣鼓舞。然而他心中亦有几分迷茫。这短短两个月，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如今梦想变成现实，可未来呢？他已经返回库姆继续深造，并加入了新成立的革命卫队预备役，准备捍卫革命成果。可就在前几天，他目睹了一场让他隐隐不安的场景——
那是德黑兰市中心，一个年轻女子因为未按新颁布的要求戴头巾，被街头的革命群众围住指责，甚至有人动手撕扯她的衣服。女子哭喊着逃离，人群中还传来几声喝骂：“荡妇！腐化的西方奴才！”哈桑远远看见，只觉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革命前，他们争取的是推翻独裁，争取自由正义；可革命后，一些人似乎将强制力用在了自己的同胞身上。
这件小事令哈桑陷入沉思。他把困惑告诉父亲。老人摸着胡子缓缓道：“社会大变革后，总有些躁动和偏激。但孩子，我相信你们这一代有智慧来引导局面走上正轨。不要忘了起初你为何而战，也不要忘记信仰的真谛是慈悲和公正。”哈桑点点头，心绪稍安。他知道前路仍有挑战，但他愿意相信革命可以实现理想，不会沦为另一种压迫。
卡维则比哈桑更早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作为地下党员，他在革命后短暂从阴影中走出——图德党宣布解散地下组织，公开支持伊斯兰共和国政权，并请求合法登记为政党。起初，新政府出于团结需要，对包括图德党在内的左翼组织采取容忍态度。卡维得以光明正大地出版工人刊物，组织工会活动。他踌躇满志，幻想着在新伊朗实现劳动人民的权益。
然而好景不长。随着霍梅尼巩固权力，他和追随者对异见力量逐渐失去耐心。五月份开始，一些左翼报刊遭查封，某些过激学生组织被取缔。卡维编写的一份要求实施土地改革和工厂公有制的请愿书，被当局直接驳回，还收到警告：“现阶段任何分裂民心的言论都是为帝国主义服务。”
这让卡维大为沮丧。他在秘密会议上质问党内领导：“我们为革命出生入死，到头来不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？难道这不是新的独裁？”党内一位资深同志劝他冷静：“同志，现在不是和宗教势力争权的时候。国际形势复杂，帝国主义和反革命随时想搞破坏，我们只能暂时韬光养晦，留得青山在。”
卡维握紧拳头：“可他们已经开始打压工人运动，禁止罢工，还说什么’工人应该知足感恩‘。这和以前有多大区别？”老同志沉声道：“至少独裁皇帝没了，国家摆脱美国控制了。这是巨大的成果。我们的斗争也许要换种方式继续，但方向没变。”卡维无言以对，只得把满腔不满压回心底。
国际上，新政权的一系列动作也引发剧烈反响。伊朗宣布退出由美国主导的中东防务体系，将原亲以色列立场逆转为支持巴勒斯坦事业。2月中旬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访问德黑兰，受到英雄般欢迎。原先的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更名为巴勒斯坦大使馆，门前飘扬起巴勒斯坦旗帜。这象征着伊朗外交的巨变，从美国-以色列阵营倒向反西方的阵营。
在华盛顿和特拉维夫，决策者们对伊朗局势的研判变得悲观。美国政府一方面试图与巴扎尔甘政府保持接触，希望维护最低限度的关系，另一方面悄悄开始商讨如何应对可能的反美趋势。一份给美国总统卡特的简报写道：“伊朗新政权内部温和与激进势力斗争激烈，我们应支持温和派避免伊朗彻底倒向极端反美立场。”
以色列则对昔日盟友的失去深感忧虑。摩萨德情报简报警告：“伊朗的革命已使中东力量平衡倾斜，不排除伊朗未来在黎巴嫩、海湾地区扶植反以反美代理人的可能。须密切监视并加强与美国及阿拉伯温和国家的合作。”
近邻沙特和伊拉克等国，也对伊朗革命产生复杂反应。沙特王室高层密切关注伊朗国内宗教热情的蔓延，迅速加强了对国内什叶派社区的监控和安抚。同年稍后，麦加的圣城将发生极端分子占领清真寺事件，沙特人惊觉宗教狂热的危险。而在巴格达，总统萨达姆·侯赛因一面与伊朗新政权保持表面友好，一面暗中为可能的边境冲突作准备——他深知霍梅尼当年被自己驱逐，如今复仇的种子已种下。
1979年盛夏，伊朗制宪会议开始起草新宪法，确立伊斯兰共和体制的法理基础。霍梅尼被尊为最高领袖，拥有至高权威。这期间，临时政府与宗教革命派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。10月下旬，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传来：逃亡海外的前国王巴列维因罹患癌症，获准入境美国治病。伊朗举国愤怒，视此为美国庇护暴君的铁证。
约翰·威尔逊此时已返回华盛顿任职，远离了伊朗的风暴中心。但听闻巴列维入美的决策，他内心隐隐不安。他曾在报告中建议不要激怒伊朗新政权，至少不应轻易接纳沙阿，以免授人以柄。然而高层出于人道和政治压力，还是做了这个决定。约翰预感伊朗可能会有强烈反应，却没想到风暴会来得那样迅猛且持久。
德黑兰街头，抗议美国收留沙阿的游行此起彼伏，群众高喊“打倒美国！打倒卡特！”一些激进学生组织酝酿着更激烈的行动。他们的口号是“要沙阿！不要人质！”，暗示以抓美国人质逼美国交出沙阿受审的想法正在形成。
临时总理巴扎尔甘对此忧心如焚。他极力向霍梅尼和学生们解释美国此举只是医疗考虑，希望不要因小事破坏两国关系。然而，年轻气盛的革命群众不肯听从，他在政府内的支持者也寥寥无几。连革命委员会内部，许多强硬派也倾向于对美国更强硬以展示新政权的独立性。
风雨欲来，巴扎尔甘心力交瘁。他私下对友人感叹：“我们辛苦建立的政府，恐怕要被街头政治葬送了。”友人问他打算如何，他惨然一笑：“我是一介书生，力不从心。如果局势失控，我唯有辞职自保。”
1979年11月初，一个寻常的清晨，德黑兰大学附近聚集了数千名愤怒的青年。他们手持标语，高呼反美、要求引渡沙阿的口号，情绪高昂。这群人中包括虔诚的大学生、激进的宗教青年组织成员，甚至还有部分霍梅尼学生的亲属。据说，他们打算再一次前往美国大使馆“请愿”。
正当国际社会对伊朗前途议论纷纷之际，这些年轻人的行动即将成为震惊世界的导火索。而属于巴列维王朝的篇章已经落幕，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新篇，正带着不安与激情，在中东的天空下缓缓展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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